远离中医的百年间，为什么我们的疾病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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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代表的中医开始遭遇了西医的不断冲击。
时至今日，在现代科学文明体系的标准和权威之下，中医逐渐边缘化，总有人拿着“中医是伪科学”来否定中医的存在价值。一百多年来，已先后有四次要求废止中医的狂潮。
但是，奇怪又理所当然的是，中医总会大难不死。为什么？因为有效。
中医文化传播学者毛嘉陵在《走进中医》一书中，曾例举蒲辅周用中药治疗乙脑、岳美中给印尼总统治难疾、唐由之给中外国家领导人治眼疾、江永生成为莫桑比克“御医”四个案例来说明中医疗效的科学性。
“有疗效就是硬道理，这就是中医存在的理由。”毛嘉陵表示，中医药是科学，中医揭示了人体和疾病一些整体层次的规律，虽然理论还停留在古朴的状态，但是这些经验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反复实践证明了的，“中医是粗粒化的‘大写意’生命科学。”
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中医还能信任吗？》的辩论赛上，反对中医的人士动辄要求中医拿出科学的统计数据或者写出相关的分子式，不管你是否能够救人。好像能写出公式了，也就意味着能救好人了。
当时，国家名老中医周德安运用自己治愈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脑死亡的案例，力挺中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资料显示，2002年香港凤凰卫视刘海若主播在英国遭遇车祸导致昏迷，针对病情周教授为海若制订了促醒的针灸配穴方案，这一方案的制定及实施对刘海若后来的促醒及康复功不可没。从被宣判脑死亡到后来的神奇康复，刘海若创造了现代医学的一个奇迹。同样，周教授也用针灸创造了医学神话，类似的奇迹举不胜举。
其实，在有关中医的争论中，对其科学性的质疑，早已超出了“科学性”本身，甚至上升到政治的层面。
据有关人士统计：
1929年，上海医界围绕中医废存问题的论战，最终演变成为生存权展开的殊死搏斗，并将其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
1958年，MZD发表支持中医的讲话为中医定性，免掉了两位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才“平息”争论。
2006年，由张功耀“取消中医”网络签名引发的中医科学性争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言人沈志祥都分别明确表达了政府主管部门支持中医药的立场和态度。
2007年，吴仪副总理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其地位、作用及科学性不容置疑。”
在中医科学性争论的过程中，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了严重影响。医学的最终目的是减轻人类疾苦，我们不能仅就其科学性来探讨，疗效却退而求其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不一定是有疗效的，有疗效的不一定是所谓科学的，科学不一定能治疗你的疾病，但有疗效的却一定可以。
何况，如费氏所强调：“医学的发展是多元化的发展”。不赞成所谓“科学一元论、独尊性。”并且还强调“这必须要有非科学的力量，冲破科学的阻力，才能成功。”
身处21世纪，WHO曾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 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祝世讷表示，中医的发现和发明集中于健康与疾病的深层复杂机制和规律，正是新世纪新千年医学突破的新方向。
他还称中医是中国的第一大科学发现和发明。中医的发现和发明远在西医视野之外，代表着医学发展的另一方向。从这些发现和发明进行新的开拓 ，可开辟中医创新发展的新纪元，引领医学的新革命。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医将迎来第六个辉煌千年。
邓老也曾表示，21世界是中医的腾飞的世纪。目前世界医学正在害怕将来无药可治抗药性的凶险细菌病，中医应该站出来，为世界医学家分忧，研究消炎抗菌的治法与方药，不应袖手旁观。
中医界要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对中医失去的信心找回来，不应该在西医学最新成就面前手足无措，忘记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多少病人的性命和多少先贤的智慧换来的。
现在，疫情当下，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的力挽狂澜就是证明，多国寄重望于中医也是证明，无数国外民众抢购中草药是证明，无数国人对中医大为改观同时是证明。
中医作为我国原创的医学，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成为人们治病祛疾、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重要手段，维护着民众健康。
历史上，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功不可没。
但近代以来，中国全面接纳了西方文化，与此相对应，与西方科学格格不入的中医，也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人们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
但结果是：中医的“科学性”不仅没有得到证明，相反却让人感到“迷信”和“落后”，而离我们的生活也渐行渐远。
在西医主导的这百年里，虽然治疗了很多疾病，但与此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疾病。据说：西医已经改出了几十万种病名，而被称为“世界医学难题”的病种，也在不断增加。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球有2/3的人死于不合理的用药和医源性事故上，而不是而不是疾病本身！如果彻底抛弃中医，最终我们将会被各种疾病所困。
局部与整体的认识
近年来，医学的进步无疑是巨大的，已经涉及到了分子生物、DNA结构层面，把每个细胞都研究的透透的，然后对这些细胞采取措施。
这看似是很合理的，但这更多的是医学仪器上的进步，把西医带到了一种局部的，片段式的治疗方式。
我们人体是一个完整的机体，如果只考虑局部问题、解决局部问题，而破坏人体整体的平衡，造成人体相互关系的紊乱，是会制造出更复杂问题的。
比如：在肿瘤科治疗乳腺癌，但往往在放疗、化疗后会转移成肝癌，然后这就变成了肝胆科的事情了，如果癌从肝胆转移到肺，那肝胆科的医生也就无能为力了。
病人被不同的科室不断的转移，忽略了人是一个整体的基本观念，不研究传变和人体自身的原因，这样的治疗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
古典中医在辨证法中不立病名，是因为立病名会让疾病的定义变为更狭隘，这正是老子所谓的“名可名，非常名”的道理。
《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更是相当灵活。书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证候表现而立，都有严格而确定的指证，因而见是证，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种病名的限制。
另一方面，中医采用的辨证论治，即根据患病时出现的各种异常变化来制定符合这个病人具体情况的治疗方案。
辨证论治的精髓在于方证的异同，故一个方剂可以针对不同的疾病，只要证候相同，此为“异病同治”；而同一种疾病却可能因证候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剂，此为“同病异治”。
正是这种以人体整体表现出来的证候为分析依据，并加以治疗验证的医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典范。
要杀毒，还是要免疫？
西医把很多疾病的病因归于细菌、病毒感染，一心研究杀菌灭毒的药物。可事实上，细菌、病毒是人体生病后才滋生的。
一个健康的人，气血通畅，抵抗力强，细菌、病毒是无法侵入人体的，这都归功于自身的免疫系统—防御能力强。
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军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外邪，如：细菌、病毒等，又能够帮助人体镇压内乱，如：细胞癌变等。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好，自然就不易生病了。
而西方的药物，都是外来之物。抗敌本身自身军队的事情，如果从外面雇佣杀手、军队，那自己的军队长期下来就不用工作了，甚至敌我不分！
因此长期服用药物，也就抑制了自身的免疫系统，导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下降，当然疾病也就越容易产生了。而且还会引起自身的免疫疾病。
比如：红斑狼疮、甲状腺炎等自身的免疫疾病。而且现代人，一感冒发烧，就去打针、吃药，长此以往得尿毒症、白血病的机率也就增加了，这些都与滥用抗生素有着必然的联系。
美国医生指出：长期使用抗生素，会降低人体对疾病的预防能力，而且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发炎性大肠疾病的发生率。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腠，其气必虚”，也就是说在正常的状态下，身体处在阴阳平衡的状态中，即使遇见了大风大雨异常的气候变化，也不会得病。
如果人体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自身的正常状态被打破，就给了病毒或细菌生存发展的条件，这时就很容易生病。
按西医的做法，一旦得病就要想方设法杀死致病病毒，但为了生存病毒肯定就千方百计地变异，而它变异的速度会远远超过我们研制药的速度。
而中医在治疗时，是通过针灸刺激人体穴位，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纠正人体整体的偏性，修复自身的免疫系统，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
治疗本身引起的疾病
抗生素，归根结底是一种杀菌、灭菌的方式。抗生素在和细菌对抗的过程中，大部分的细菌会被杀死，但剩下的细菌会产生变异，这时候在用其他的抗生素去对抗，就会产生死循环，而且会制造出更加强大的细菌。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疑难杂症的原因了。近几年，我们接触到比较有名的“新病”，如果：非典、禽流感、新冠等，还有很多不出名的新病。而这些新病每年正以3%的速度在增长。
西医所有的治疗方式都是“对抗疗法”，其实我们人体天生就有这种力量。而西医这种局部治疗的方式，对很对疾病都只能起到控制作用，而无法根治。
比如：糖尿病病人，一开始吃胰岛素控制血糖，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人体分泌胰岛素的细胞退化，所以口服失效，改成注射，最后还是难逃高血糖的并发症。
西医这种人体缺什么就补什么的方式，会让药物取代人体原有的正常功能，导致人体原本的功能退化，这种方式只会把人们陷入苦海之中。
再比如：手术放疗，在这里，人体变成了战场，遇到癌细胞就要切除、杀死，甚至玉石俱焚。但更多癌症患者死去，并非死在了原位癌，而且死在了癌症转移上。
其实，无论是化疗、放疗、还是切除，都无法根除癌细胞的转移，而且化疗、放疗本身就是常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更何况是最需要抵抗力的病人。
文源:天医传承,医馆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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